讲到最后可讲的越来越少了，上一次在广州开李邦耀画展的研讨会，黄专的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。他说，现在的艺术家做展览想不成功很难，一开展览都成功，一片叫好声。能不参加这种研讨会，是一种幸运。我和薛松是老朋友。我不希望薛松的研讨会是这样的假象。王林刚才已开了个好头。我的发言一半是叫好声，一半是批评声。

　　首先，想讲一点祝贺。我觉得薛松在他2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视角及创作方法，这一点是中国三十年的当代创作史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。他的拼贴和运用现成的图像资料进行重组，把材料的运用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为什么不画?这是薛松切入社会问题的焦点。我用挪用的制作方式来做我的作品，从材料截取到形成画面，以及表达的观点，达到了系统的统一。在这一方面，切入问题的深度和力度构成有机统一。图像的信息承载的社会历史内涵进入画面，通过焚烧的过程形成了艺术家批判及思考社会问题的锋刃所指，切中时弊，智慧而又巧妙。这是我的祝贺。下面是我的批评或者说是期待。当他形成个人语言特征之后，这个语言形式成了一把万能的钥匙，去统括一切现象，拼贴和焚烧成了可以讲任何故事的手段了。这形成的结果是画面越来越好看了，越来越轻松了。这是需要警惕的事情。当故事说得太流利和纯熟之时，文化的聚焦点就可能虚了、模糊了、弱化了、散了。我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的文化思考的轨迹，找到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聚焦点和切入点。